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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描述 1868 年戊戌战争时，曾有奥羽越列藩同盟与位于新泻的新政府军展开掠夺之战。不只是两方的土地之争，更有以新泻的新发田地区的藩，占领下越地区为想从中得到好处，参与这场反叛之战。新发田的领主决定将当地的罪犯以“除罪”的名义，派其在渡口防守其他兵军入侵。罪犯们加上新发田底下的武士以及剑道场的掌门人，在乱世之下以小人物之姿，展现武士精神的迷人与振奋。
迟来的生命成为一记先锋，将活着与死亡的傲慢成为面对时代的责任。
借由劳动与时间的提问，才能寻得“为什麽活着”的苦痛与愉悦
白石和弥将冲万丁的历史同名小说改编成电影，其中引人注目的不单是白石自身，还有提出企画的笠原和夫。笠原曾为称霸日本电影黄金期的东映，打造日本版的“教父”系列作品《无仁义之战》。但是 1964 年笠原构思《十一人贼军》企画时，则被“集团式暴乱无新意”为由贸然拒绝。这将近 350 多页企画不被采用的愤怒，后来于他的自传《昭和の剧 映画脚本家 笠原和夫》被提及。白石和弥在本书看到这段往事，他也曾被笠原和夫启发，决定完成这部作品外，一方面也是过去师事若松孝二的过程里，对于与时代抗战的群像，抱持的浪漫与敬畏情怀。
若是仔细观看这部《十一人贼军》，从开头便察觉不同于既往的时代剧流派，而是将历史的大与人物的小并置，没有英雄式的悲剧或是时代新星，死亡所带来的神秘也不复存在。所有人物的心境与社会的现实，在白石和弥的眼里坦白如一，所谓的“启蒙”不过是幸存与赴死的双向交会罢了。满心期待除罪后能重获自由的罪犯与背起责任的武士及道场场主，接受时代给予生命的苦痛，在极尽所能的沟通下，试图解读生命的道德和去向。无论在笠原和夫的企划里，或是白石和弥的意识形态，并未纠正或是质疑这些人的选择，而是对生存抱持的悔恨之心，以刀剑进入身躯的血与四散的肉块展现“活着”的真实。
群体抗争的样貌，成为当代探讨生存疑问的一道灵光
新政府军与藩主间的交易，到下令坚守渡口的家老打着阴险的算盘，都无法抹灭不断失去生存意义的悲剧小人物，展现灵动的个体之姿。于是“贼军”这一群体之称，成了安然的栖身之处。借由各个不同性格的人物，逐步串联起历史忽略的样貌，他们留存于记忆里的灵魂，在回望现实的今日，也将一直存活下去。纵然这段史实终究会成为口耳相传的曾经，不过白石的温柔让历史推进下绝对会被遗忘的“名字”一一列出，他们不再是无名之徒，所有的声音都足以从银幕传达到现实。电影结束之后，他们在观者的生命里成为存活的动力。从犯下罪刑的罪犯，观者望见的并非分门别类的批判，而是在不得不的逼迫里构筑对社会的反叛；相同地，选择拔刀战斗的武士们，从折损的恐惧里脱身，让生存的巨大痛感转为他人对其的理解和认同。
狂暴之龙与菩萨之心相互缠绕，是一丝光亮之人相互拉着彼此的佳话
白石和弥作为一个社会派且不畏限制的导演，在诸多作品后再度借由《十一人贼军》重述“以电影作为对抗社会武器”的信念。白石以撼动贼军信念的罪犯政，揭示菩萨抱龙的刺青意义。“龙与菩萨”作为群像符号，揭露他们狂暴性格下的慈悲心，更不轻易粉饰生命里的过错，面对必然到来的命运，使出如龙般的矫健与勇气。这场历史性的“无仁义之战”巧妙呼应白石所言：
“事实上邪恶并非真正存在，有的是正义与另一种正义。”
也为刺青给予最佳注解。
时序纵然在 1868 年的日本，可是对抗社会的“反骨精神”成为当代迷失之人的一则絮语。现实依然残酷且不留馀地的在各处喧嚣，但也正因为是白石和弥，从影像扩大至观者的人生里留下“现实中真正的残酷”。《十一人贼军》就是如此血淋淋又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，肃穆凛然的模样，使人深深着迷。
